刘春霖是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状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他在民国初年曾担任过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的场长，期间，主办并增设了气象和农业两个讲习所；开动物标本制作之先河；增建西山果园。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当时，刘春霖的好友金选三惊闻后，深怕刘春霖遭不测，以“病重”为由，让刘春霖到天津。刘春霖接到金选三的信，随即赶到天津，见到金选三，才知金选三并没有病，只是为了让自己躲避战乱，并已在英租界安排好了住处。刘春霖居住了一段时间，听到北平惨遭日军践踏的噩耗，不禁潸然泪下。他对金选三说:“京城父老惨遭蹂躏，我却当了逃兵，真有些愧对先祖之训导。”

不久，他告辞金选三回北平，金选三劝他说:“日军在北平四处烧杀，北平很不安全，还是把全家都接到天津来暂避一时吧。”刘春霖说:“兄之盛情，弟深为感激，但东藏西躲总不是个办法，如果日本人节节南逼，我们莫非要躲到南洋去不成?”他毅然又回到北平的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住所。

王揖唐等一批汉奸在日本侵略军的指使下，搞起了一个充当侵略军走狗帮凶的伪政权。因王揖唐是刘春霖同科进士，又一同去过日本留学，平素交往不错，于是在其日本主子面前大拍胸口，将邀刘春霖出任伪职的任务大包大揽下。

1937年秋的一天，王揖唐西装革履，头戴日本军帽，带着贵重礼品，乘一辆锃亮的黑色轿车神气活现地去石驸马大街的刘府请刘春霖出山。

刘春霖见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心中已很不悦。王揖唐出任伪职，他已有耳闻，今天见他来，知道没有好事，态度便十分冷淡。宾主坐定后，王揖唐就双手一拱，直奔主题:“仁兄之品德､才华，胜弟十倍，望兄能为我维持政务，弟感三生有幸!” 

刘春霖见果然是来游说劝他当汉奸的，不禁怒从心起，突然从藤椅上站起来，将一杯茶往地下一泼，险些溅了王揖唐一身，厉声说道:“我决不依附外国人!”说完背向王揖唐，再不发一语。王揖唐灰溜溜地告退，刘春霖又鄙夷地骂道：“无廉耻的贱骨头!”

刘春霖的严拒和怒骂，表现了他高尚的民族气节。他的一举一动深为亲朋好友敬佩，但朋友们又担心他大祸临身，纷纷劝他到南方躲避一下，有些人还热心为他筹集了路费。他却沉痛地说：“躲到哪里去？南方的大片国土也沦陷了，总不能躲出国门流浪吧！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日伪当局恼羞成怒，第二天就派兵到刘春霖家，抄走了全部家具，还将刘春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其全家赶出家门。后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王揖唐方许其归家，允其以重金赎回书画，并发还了抄走的财物。在经历了这样一场摧残之后，原本就有心脏病的刘春霖深刻地体会到国破家亡之苦，心情日渐郁闷，病情也愈来愈重。

1942年1月18日早晨，家人迟迟没有看到刘春霖起床散步，进屋一看，才知已安然而逝（因心脏病猝发）。这位末代状元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是年73岁。刘春霖是带着状元残破的春梦，带着一生的遗恨，离开了人间。从此状元乃绝迹于中国。

过去老北京人都有世袭的祖茔，死了人即埋到自家的祖茔里。但有些外乡人到北京来做官或经商，称之为“客居”。这些人一旦有了丧事，就要择吉“扶柩回籍”安葬祖茔。有的由于时局、交通或其它某种原因，不能办完丧事马上回籍安葬的，就须找个庙宇停灵。

长椿寺曾是办理丧事的场所，也为一些因故暂不能安葬的死者灵柩停灵。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先生就曾在此停灵。刘春霖死后，也是在长椿寺办理的后事。

再后，其家人遵其遗嘱，将其归葬于保定西郊东鲁岗。出殡时，悼仪隆重，送挽联和哀悼者络绎不绝，这其中既有社会名流，也有学生和普通百姓。前清翰林吕梦符送的挽联云：婪尾科名，鳌头峻立，天殒文星，闻声惆怅。

过去，状元所居的住宅门前要悬“状元第”的匾额，所以人称“状元楼”。而刘春霖在石驸马大街的寓所已成为大杂院，具体情况待考。